“七岁。健康，正常上学，只是……父母比较老。冷冻时母亲二十四岁，解冻出生时母亲五十一岁。”

“他会知道吗？知道自己被冷冻过？”

“法律要求告知。在他成年时。”

苏茗直起身。显微镜里的图像还印在视网膜上：八个细胞，无限可能。

“听证会什么时候开始？”

“一小时后。在伦理委员会会议室。”庄严看了看时间，“委员会由九人组成：三名医生，两名伦理学家，一名律师，一名心理学家，一名宗教界代表，还有一名……基因编辑受害者的家属代表。”

“受害者和解冻胚胎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委员会认为，所有涉及非常规生命形式的决策，都应该有受影响群体的声音。”

苏茗深吸一口气。她最后看了一眼显微镜，转身离开实验室。

走廊里已经能感受到风暴来临前的低压。护士们窃窃私语，患者家属投来好奇的目光，保安在楼梯口增派了人手。医院大厅的电视屏幕上，新闻频道已经在滚动播放“三十八年冷冻胚胎伦理危机”的专题报道。

她回到办公室，关上门。

办公桌上放着三份文件。

第一份：解冻及培育同意书。如果签署，医院将启动胚胎复苏程序，寻找代孕母亲（法律规定苏茗本人不能作为代孕者，因存在利益冲突），开始一场可能持续九个月也可能失败的诞生之旅。

第二份：自愿销毁申请书。如果签署，胚胎将在公证人员监督下被解冻并自然死亡，过程录像存档，骨灰（如果称得上骨灰的话）可以按家属意愿处理。

第三份：续存延期申请。如果签署，胚胎继续冷冻，决定推迟五年。五年后需要重新申请。

每份文件下方都有长长的法律条文和风险告知。她需要阅读、理解、然后签字。

还有四十五分钟。

门被轻轻敲响。

进来的是苏茗的女儿。十二岁的女孩，左眼深棕，右眼浅褐，镜映基因组的活体证明，经历过分离手术后正在恢复期的特殊生命。她手里拿着一幅画。

“妈妈，我梦见了一个人。”女儿说，把画放在桌上，“他说他是我舅舅。”

画上是一个模糊的男性轮廓，站在发光树下，脸的部分是空白的。树的根须缠绕着他的脚踝，像是从大地里生长出来的人。

苏茗感到脊椎一阵发凉：“什么时候的梦？”

“昨天晚上。他说他很冷，一直在黑暗里等了很久。他说他想看看太阳。”女儿顿了顿，“妈妈，我真的有一个舅舅吗？被冻在冰箱里的那种？”

“谁告诉你的？”

“网上都传开了。”女儿拿出手机，社交媒体上#冷冻胚胎#的话题已经登上热搜前三，“我们班的同学都在讨论。王小胖说这是科学怪人，李思思说这是谋杀生命，赵明轩说他妈妈哭了，因为她以前流产过，她说如果当时能冷冻……”

女儿没有说下去。她看着母亲：“妈妈，你会让他出来吗？那个舅舅？”

苏茗抱住女儿。女孩的身体温暖、真实，心跳透过胸腔传到她的掌心。这是她给予的生命，她为之奋斗、为之冒险、甚至愿意为之与世界为敌的生命。

而现在，她可能要给女儿一个舅舅，也可能要告诉女儿：妈妈选择让一个人永远留在黑暗里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她诚实地说，“妈妈不知道什么是对的。”

“那什么是对我好的？”女儿问，孩子的时间有时残酷得像手术刀，“如果我有一个舅舅，别人会更觉得我们家奇怪。但如果你不让他出来，你会难过，对吗？你难过的时候，我会感觉到。”

镜映基因组的副作用之一：情感共鸣。当苏茗情绪剧烈波动时，女儿会有生理反应——心悸、头痛，有时会做同样的梦。

这个选择影响的从来不只是胚胎本身。

还有二十分钟。

手机震动。是丈夫发来的消息：“我在医院门口，进不来。记者太多了。苏茗，我们谈谈。在你做决定之前，我们需要谈谈。”

他们的婚姻已经在基因秘密的冲击下摇摇欲坠。丈夫无法理解她为什么执着于寻找孪生兄弟的真相，无法接受女儿的特殊性，更无法接受她的克隆体存在的现实。现在，又一个炸弹。